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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蔚華

馬蔚華

人物評價/介紹
馬蔚華,男,1949年6月出生于遼寧錦州,1982年吉林大學經濟系本科畢業,1986年獲吉林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99年獲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美國南加州大學榮譽博士,高級經濟師,深圳國際公益學院董事會主席,吉林大學董事會董事,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深圳市質量強市促進會會長。曾任招商銀行董事、行長。2013年5月8日,招行宣布,馬蔚華因年齡原因提出不再擔任招行主要領導職務,卸任總行黨委書記,由建行北京分行原行長田惠宇接任。自2009年9月起,擔任吉林大學第一屆董事會副主席?,F任南方科技大學理事、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會成員。

人物評價
中國最具創新意識的銀行家
自擔任招商銀行行長以來,馬蔚華始終把“創新”二字貫穿于招商銀行的發展之中,他導演了招商銀行的“網絡化、資本市場化、國際化”的三出大戲。
他使得招商銀行擁有全行統一的電子化平臺,率先開發了一系列高技術含量的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吸引了大批高端用戶,同時樹立了技術領先型銀行的社會形象。
他率先利用信息化網絡技術改造銀行業務,建立網上銀行,搶占了金融領域的制高點,成為中國電子商務最主要的支付銀行;他將原始的服務手段與先進的管理理念“嫁接”,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他將企業的管理模式與市場的營銷策略進行了完美組合。種種創新,使招商銀行也從當初偏居深圳蛇口一隅的區域性小銀行,坐上了國內銀行界的第六把交椅,僅次于工、農、中、建、交五大國有商業銀行。
2004年,著名的英國《銀行家》雜志將他列為全球銀行界“2004年度希望之星”。2011年因在兩會期間發表“房價上漲根本是一個貨幣問題,因為老百姓手中的錢太多了。”,被評為“最具有讓招商銀行破產潛力的‘銀行家’”。
2009年和2010年 [5]  “第一財經金融價值榜”上他兩度贏得“年度銀行家”殊榮。
2011年“2011中國證券金紫荊獎評選”活動頒獎盛典在香港隆重舉行。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榮獲本次“金紫荊獎”十個獎項中最重要的大獎——“最具影響力領袖獎” [6]  。
被評為20世紀影響中國的25位企業家之一。
商界領袖榮譽
《財富》2012中國最具影響力的50位商界領袖排行榜,馬蔚華榜上有名,排名第三十五位。
2017年12月13日馬蔚華獲“第12屆·2017愛心獎”。
成長路
出生地
金融被稱為最復雜的游戲,駕馭游戲的人需要有深厚的閱歷和學識積淀。從插隊知青到銀行家,其間需要的經歷和面對的考驗常人難以企及。
1949年6月,馬蔚華出生于遼寧錦州,祖籍河南,“這里地處遼寧省西南部,北依松嶺山脈,南臨渤海遼東灣,扼遼西走廊東端,聯通東北與山海關內,是歷來的兵家必爭之地。明清時代,一代名帥袁崇煥在這里指揮寧遠保衛戰,留下不朽英名,解放戰爭時期的錦州攻堅戰更是新時代的標志性事件。
馬蔚華有著與其出生地東北相匹配的個性,是一個豪爽而容易感情用事的人。這片土地養成了他的個性,而人生中若干個重要片段更影響了他的人生道路。祖籍河南的他對中原老家以及中原文化也有著特殊感情。
下鄉知青
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由此大規模展開,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農村扎根。于是,文革中先后有16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 在大時代背景中,高中畢業后的馬蔚華同千萬個同齡人一樣,打起行囊來到遼寧省北鎮縣長興店公社狀元堡插隊。
在一些人看來,知青到這里來就是和社員爭工分、爭口糧,農村并不需要他們。在節奏緩慢的農村生活里,馬蔚華憑借著自己的文筆成為了一名小有名氣的報道員,初步表現了他的職業才能。此時年少的他做了當一輩子農民的精神準備,卻并沒有預料到未來歷史的變革軌跡。
下鄉四年之后,馬蔚華參加了招工考試,隨后他幸運地回城成為錦州鐵路局大虎山工務段的一名工人。
在那個時代,工人階級是有政治地位和相對可靠收入的群體,而錦州鐵路局也是個不錯的單位。錦州鐵路局1949年成立,由于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一直擔負著溝通關內外的運輸重任。東北的糧食、鋼鐵、煤炭等物資由此支援全國,全國的糧油、輕工業品由此支援東北。
當時錦州鐵路局是全國10多個鐵路局里最先上新設備的,成為全國效率最高、運輸成本最低的鐵路局,從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錦州鐵路局的職工從4萬多人增加到8萬多人,半個錦州市幾乎成了鐵路局系統的天下。 作為鐵路系統的一名工人,馬蔚華在他最初的職業生涯里學到了精確性和系統性。
鐵路是個環環相扣的大系統,任何馬虎和懈怠都可能釀成大禍。在馬蔚華離開鐵路四年后,1982年5月28日,由濟南開往佳木斯的193次旅客快車在大虎山工務段轄區內發生顛覆事故,造成3人死亡,143人受傷,鐵路中斷運輸近20小時。
造成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養路工人在做線路補修作業時違反勞動紀律和操作規程,將起道機立放在鋼軌內側,193次快車通過時撞上起道機引起脫軌顛覆。日后,當他開始操盤同樣復雜而重要的金融系統時,這段經歷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1978年3月,世界的眼中的中國依然在意識形態的泥淖里打轉,經濟上依然處于貧困的窘境。
時代變革
就在此時,中國政治生活中發生了一件重大事件: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預示著中國的命運將要發生很大轉變。他隨即主持全國科學大會,承認中國的落后,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振聾發聵的觀點,并期許在二十世紀末趕上世界科技水準。
后來人們評論此事,并不視之為簡單的科教事件,而是一個時代來臨的標志。 這一年,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在發生變化。
鄧小平積極出訪外國,在西方多個國家留下足跡,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年度風云人物”。同時,西方和海外華人也頻頻造訪中國,李嘉誠在國慶典禮登上天安門,通用汽車、可口可樂等外國企業開始訪問和布局中國市場。在農村,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制度在悄悄地被“大包干”所取代,鄉鎮企業也開始零星出現。
4月,一個令億萬中國人激動的消息傳來:恢復全國性高考!這是12年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選拔考試,之前一年也舉行過高考,但其標準和方式與此并不相同,這次才是真正的不問出身、唯才是舉。
教育部決定,考生不再因為“出身成分”不好而不被錄取,很快,恢復全國統一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
龍門打開,報考之人多如過江之鯽。
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開始噴涌,無數在蹉跎歲月里曾失去希望的人們提筆而起,希望通過苦讀改變自身的命運。全國共有超過600萬人報考,而恢復和增設的55所高等院校共錄取40萬人,錄取率僅為6%,有幸躍過去的大多是經歷過文革洗禮、飽嘗人間冷暖的精英分子。
他們在社會底層磨練多年,憑著個人努力考上大學,有著較強的奮斗精神。
“78級”如今已成為中國社會各界的領導群體。在這年入學的廣州的華南工學院無線電班,有三個同學很要好,陳偉榮,黃宏生和李東生。這三個人日后分別創辦了康佳、創維和TCL三家公司,極盛之時占到全國彩電產量的半壁江山。而在北方的長春,年近而立、當過農民和工人的馬蔚華也踏入了大學校門,他對于高考政策至今仍感激不盡。
大學生活
馬蔚華考入了吉林大學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吉林大學的前身是始建于1946年的東北行政學院,1960年被列為國家重點大學。多年來這所學校一直以其經濟社科領域的成就為榮。
時代的印記難以磨滅,經濟落后的效應首先在吃和住上體現出來。當年的吉大,食宿條件都較差。校舍破舊,一間小小的宿舍擁擠著12個人。食堂里的飲食品種單一,伙食趕不上同在長春的第一汽車制造廠的工作餐。由于十年文革的破壞,整個中國的教育事業百廢待興。
沒有系統的教學體系,正規教科書極度匱乏,是整個中國教育事業發展急需解決的難題,吉大也不例外。
物質上的艱苦并不影響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當年這些大學生身上的榮譽感和使命感極強,是真正的天之驕子。他們有過學工學農的生活經歷,所以特別珍惜大學中每分每秒的時間。
學校的學習氛圍非常濃厚,早飯時間過后校園內很少見到悠閑散步的學生,大部分人都是一路小跑去上課。
圖書館中永遠是人滿為患,很多學生在天還未放亮時就去圖書館占座。眾多經濟名家對吉林大學經濟學的基礎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的敬業精神和嚴謹治學的態度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吉大人。
每個人的大學時代都是最值得回憶的時光,后來的馬蔚華在工作中仍喜歡去大學演講、做推廣,和年輕的學生們交流。他回憶說,在學校中學到的理論和做事的方法,是他一生中最為珍貴的財富。
政壇歷練
1982年大學畢業后,馬蔚華被分配到遼寧省計委工作,很快被提升為副處長,隨后再次被提升為正處級的副秘書長。
1985年6月,馬蔚華被抽調到遼寧省委辦公廳擔任處級秘書,期間在1986年獲得吉林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不久,遼寧省委書記李貴鮮南下任安徽省委書記,馬蔚華也隨之調任安徽省委辦公廳秘書。 在華東腹地的安徽,馬蔚華忙于公務,先后去過全省60多個縣。他曾感觸于合肥夏日的酷暑難當,更感慨于省委錯綜復雜的干部關系。
1986年夏天,長江、淮河發大水,馬蔚華騎著自行車奔波于政府部門之間上傳下達,時刻準備著下到一線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正是這兩年感慨良多的為官經歷,讓他對社會實際有了直觀的感受。
1988年,李貴鮮調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馬蔚華再次隨同李貴鮮調到北京,擔任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廳副主任、計劃資金司副司長等職。在人民銀行任職期間,他以政府經濟官員的身份參與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見證了中國銀行業的許多重大事件和變革。
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初期,中國沒有“商業銀行”這一概念。經濟改革的重心在企業改革,而金融業要為之提供配套服務,所以金融改革比企業改革滯后。
直到1984年企業改革后具有了活力,需要有一個合理完善、支撐整個經濟運行的金融體系,因此分出了工、農、中、建四大專業銀行,標志著中國商業銀行體系雛形的出現。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不分彼此”,人民銀行又監管又放貸,運動員裁判員一起做的格局被打破。
八十年代中后期,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對銀行業和金融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專業銀行運作中存在的不少弊端也逐漸暴露,決策層開始考慮建立體制較新、業務較全、范圍較廣、功能較多的銀行,逐漸地,四大國有銀行的業務藩籬被打破。
1986年7月,國務院批準恢復設立交通銀行。此后先后成立了中信實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廣東發展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等10家全國性商業銀行,突破了四大專業銀行一統天下的格局,進入了金融主體多元化的時代。這些商業銀行既補充了國有銀行的市場漏洞,又激活了國家金融體制,現已成為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10家銀行迅速發展壯大,其總資產已占全國商業銀行總資產的七分之一。
1988年,深圳發展銀行率先進入資本市場,1991年實現上市。通過上市,深圳發展銀行建立了正常的資本金補充機制,為提高透明度,發揮市場監督功能,建立現代銀行制度作了有益的探索。同時政策規定突破了地方不能辦銀行的限制,全國各地大中城市分步組建了近百家地方性商業銀行。
中國銀行業融入世界的腳步從此加快,銀行業對外開放地域逐步從經濟特區擴展到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
1992年10月,馬蔚華南下任央行海南省分行行長、黨組書記、國家外匯管理局海南分局局長,一直至1999年。此前他在中央部委及地方打下了極強的人脈關系和政治資源,為以后的工作制造了便利。在海南期間,有兩件事豐富了馬蔚華的人生履歷。一是受命解決海南發展銀行破產清理工作;另一件事就是用了4年時間攻讀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
關掉銀行
“銀行會破產?不是有國家兜著嗎?”這是我們身邊常見的驚訝。是的,縱觀當代金融史,中國的銀行有國家信用的支撐,基本不會破產關門。但是海南發展銀行就屬于這“基本”之外的范圍。
1995年,為了加速海南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妥善處理停業信托機構的債權債務問題,海南省政府決定成立海南發展銀行,在5家信托投資公司的基礎上,向全國募股組建海南發展銀行。
當時這5家公司中除了富南信托能夠正常經營外,其他四家都已經在金融系統大整頓時被取消了經營資格,但它們還留下了部分資產和大量的債權債務;這意味著海南發展銀行一起步就背負上了沉重的包袱。
籌建海南發展銀行,是為了化解地方金融風險。當時,受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海南地產業泡沫影響,只能通過多方途徑弱化房地產業對海南金融的影響。
1995年1月,時任中國人民銀行海南省分行行長的馬蔚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組建海南發展銀行意義重大。他說,海南進入了大規模的開發和建設時期,經濟高速發展,一批大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重點工程項目陸續開工,迫切需要增強金融服務功能,擴大資金融資渠道,提高金融服務水平。這些當然有套話的一面,事實上,海南迫切需要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來背負重整金融、“收拾舊山河”的厚望。
是年8月18日,這顯然是個很有彩頭的日子,在一片喜慶的氛圍中,海南發展銀行創立大會暨第一次股東大會在??谡匍_。注冊資本為16.77億元,海南省政府控股3.2億元成為最大股東。
而由于海南發展銀行是個“帶病出生的孩子”,因此一誕生就背負上了諸多沉重的使命。 這是一次“弱弱聯合”的嘗試,這些信托機構的大量高成本資金被積壓在房地產上。
資產不能動,財務狀況惡化,債務壓力極大,資產負債比例畸形。這家銀行一出生就背負了44億元的債務,后來又認定為50億元以上。 剛成立的那一年,海南發展銀行的日子特別艱難,因為它除了要保證正常的銀行業務運營外,還要處理一樁又一樁的債務糾紛。
做完開業慶典的第二天法院的傳票就來了,要求行長出庭應訴。那樁官司是由于其中一家信托公司的債務糾紛引起的,既然已經劃到了海南發展銀行,就把帳算到海南發展銀行頭上來了。
海南發展銀行當時的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是從全國各地招聘而來,都是金融業界的精英,其中一些人在金融界有著很好的人脈關系;海發行極為靈活的機制也最大限度地激發了員工的工作熱情,讓海發行迅速地成為銀行業界的后起之秀。在全行上下的全力拼搏下,海南發展銀行終于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候。
靠著相關部門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度過了最初的困難時期后,海南發展銀行逐步走出低谷,實現了良性運行,獲得了暫時的輝煌:截至1996年底全行資本營運規模便達到86億元,比開業前增長94.3%,幾乎翻了一倍;各項存款比開業前增長152%,貸款比開業前增長97.8%,成為海南省內存款最多的銀行;償還了59%的歷史債務,全年實際利潤1.25億元。
按照當時的發展勢頭,海南發展銀行應該很快就能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然而,輝煌并沒有持續多久,一次大規模兼并改變了海南發展銀行的發展軌跡。
當時海南有幾十家信用社資不抵債、無法兌付到期存款,導致了多起擠兌事件。
它們的大量貸款用于房地產和娛樂餐飲等第三產業,無一例外采取高息攬儲的方式吸收存款,有的年利率高達25%。對于這些單位如何處置各方意見不一,但最終達成了讓海發行背起來的意見。
1997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海南省分行宣布保留1家信用社,關閉5家信用社,其余28家信用社全部并入海南發展銀行。海發行上至行長下至員工都明白這是個有毒的果實,但是不得不吞下去,這是銀行一開始的定位所決定的。
如果讓30多家信用社逐一關門倒閉的話,這將在全國,甚至全世界要引起多大的震動!在海南發展銀行被關閉后,很多人都產生了“如果沒有兼并那些信用社……”的想法。 在有關方面的動員下,從海南大局出發,海南發展銀行最終還是接過了這副重擔。
銀行向接管的各家信用社派出工作組,負責清產核資、清受欠款和兌付居民儲蓄存款工作,平息了信用社的擠兌風潮。
兼并之后的海南發展銀行看似壯大了,股本金已由最初的16.77億元增長為106億元,實力大為增強。但同時也讓海南發展銀行再次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為這些被兼并的信用社除了少數幾家能夠維持之外,其他的都虧得一塌糊涂,除了一些被套在手里的土地和房產之外可以說就是一個空殼。
這完全是讓一個不滿兩三歲的孩子背負起數百斤重的擔子。 吞下“毒果”后僅僅幾個月,1998年4月底,由于資金鏈出現問題,曾經發生在信用社的風波再次上演。
在海南發展銀行未兼并托管各家信用社之前,各信用社都采取了高息攬儲的方式吸引存款,有的年利率高達25%。所謂的“高息攬儲”更像是標準的“龐氏騙局”,只要新騙進來的錢能夠支付前一撥承諾的高額回報,游戲就可以永無止境地玩下去。
當集資規模越來越大而資金周轉速度必然慢下來的時候,唯一的拯救辦法就是飲鴆止渴,進一步提高回報的承諾。但是,騙來的錢越多,遲早演化成的支付危機越嚴重。這也直接造成了多數信用社高進低出,只有靠新的高息存款支付到期的存款,然后再吸入高息存款,惡性循環之下無法兌付到期存款成了信用社的通病。經濟急劇惡化的嚴峻現實,讓這個金融游戲破滅了。
海南發展銀行兼并信用社后,只保證給付原信用社儲戶本金及合法的利息,許多在原信用社可以收取高額利息的儲戶只能收到7%的利息,他們不干了,他們將錢存入信用社目的就是為了獲高息,海南發展銀行的信用度降低了。
1998年春節過后,海南發展銀行各營業網點前出現了取款人的長龍,最初是到期的儲戶將存款取走,不在海南發展銀行續存。隨后,未到期的儲戶也開始提前取款,現金以每天一兩個億的速度流出。
源源不斷的提款使海南發展銀行捉襟見肘,幾個月的擠兌耗盡了海南發展銀行的準備金,海南發展銀行規定的每次取款數額越小,取錢所需等待的時間與數額之比成了反比例。所有的網點里都擠滿了激動吵鬧的儲戶,尋常銀行里的那種氣派蕩然無存。
1998年6月19日,海南省委大院里的海南發展銀行網點的兌付限額已經下降到100元。為保護海南發展銀行,央行海南分行曾急調了34億元資金救助,但對巨大資金缺口而言這只是杯水車薪。
為控制局面,防止風險蔓延,1998年6月21日,內外交困的海南發展銀行不得不面對被關閉的命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家被關閉的銀行,而全世界銀行清盤的例子也不多。中國人民銀行當日發出公告,宣布關閉海南發展銀行,停止經營活動;由中國工商銀行托管海南發展銀行的全部資產負債;實施清理清償計劃,對于海南發展銀行的自然人存款即居民儲蓄一律由工行兌付,而法人債權進行登記,將海南發展銀行全部資產負債清算完畢以后按折扣兌付。
同日,《海南日報》和《廣州日報》都在頭版發表了中國人民銀行關閉海南發展銀行的公告,海南發展銀行在島內的141個網點和廣州分行的各網點歇業。
由于公眾對中國工商銀行的信用仍在,兌付開始后并沒有造成大量擠兌,大部分個人儲戶只是把存款轉存工商銀行,沒有造成過大的社會震動,而在海發行開戶的很多法人只有認倒霉:按照省政府要求,海南多個機關事業單位都曾將開戶行轉到海發行,結果很多存款就此蒸發無下文。
海南發展銀行的關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銀行關閉,面對這樣一個任務馬蔚華心里沒有底,后來查閱了很多國際上處理這種活動性風險的案例才逐漸地樹立信心,在央行總行的支持下主持關閉了銀行,處理了隨之而來的各種情況。
覆巢之下無完卵。海南發展銀行的清算造成3000多人失業。在與原海發行員工對話時,惶恐的員工問到“銀行都失業了,將來怎么辦”,馬蔚華說:“還有好多銀行,可以安排你們到其他銀行去工作。”最終,一般員工按工作一年補一個月工資的方式予以遣散。
這些被遣散的員工中,年輕的、學歷高的人大部分都依靠自身能力,逐漸又重新回到了金融系統工作,但也有相當一批人由于種種原因再找不到新的工作,不得不依靠失業救濟和親友接濟度日。遙想當年,他們滿懷美好憧憬,通過苛刻考試,從全國各地來到海南,用自己的才華學識給這家“先天不足”的銀行注入活力,并憧憬著海南發展銀行能夠從一株幼苗成長為參天大樹……
媒體報道
馬蔚華:和深圳一起轉型
這副對聯既是招行始自2002年的第一次轉型的注解,也是2002年開始的“二次轉型”的宣言。
上網搜索有關招商銀行的新聞,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一定是“轉型”。巧合的是,進入而立之年的深圳,也以“轉型”作為下一步發展的關鍵詞。
招行,這個誕生于深圳的中國民營銀行“招牌”,和它所在的城市,總是那么息息相關。用招行行長馬蔚華的話來說:深圳是我們的根,我們的情都融化在這里。
“五優”深圳
“我們生在廣東,生在深圳,這里的水土養育了我們。”在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聊到有關招行和深圳的話題時,馬蔚華語帶深情。他開門見山地回應了一度盛傳的“搬家”傳言:“那些關于招行要搬離廣東和深圳的傳言,都是無稽之談。我們從來就沒有一絲一毫搬離的想法。”因為“招行的發展是跟廣東和深圳分不開的。我們必須飲水思源。”
撫今追昔,馬蔚華認為,招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招商局集團的貢獻。”在他看來,招商局在近代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上功不可沒。進入改革開放,招商局又“建立了新的功勛”——獨資開發中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工業區蛇口工業區,創辦新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招行及第一家股份制保險公司:平安保險,“這是中央力圖從體制外推進體制內改革的一個嘗試”,而這些,都發生在深圳。
馬蔚華說,招行能有今天,要感謝深圳,是深圳給招行的成長“提供了一塊沃土”。他注意到,深圳有一個全國獨有的現象:這里產生了一大批歷20年而不衰的企業,它們在國內外都有不錯的競爭力,而且大多還不屬于國有企業,“這個要歸功于深圳的環境。”
馬蔚華分析,上述“深圳現象”背后有五大原因,這也是深圳的五大優勢。首先,這是個移民城市,包容性很強,富于創造性和想象力,這給企業創新提供了很好的環境。招行就充分吸收了這方面的很多營養。比如堪稱中國私人零售銀行發展史上一塊“里程碑”的一卡通,以及2008年設立的全國首家小企業信貸中心,就是招行從深圳的發展經驗中摸索出來的創舉。
第二個原因是年輕。深圳特區成立至今只有30年,這里沒有老企業、老街道,年輕人多,“創新的城市加上一幫年輕人,造就了這里的企業的生氣勃勃”,這是馬蔚華眼里招行和其他諸多深圳企業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礎。
毗鄰香港則是深圳獲得超常規發展的地利原因。由于與香港聯系緊密,深圳企業的很多思路和做法都受香港影響,也比較早地適應了國際化的游戲規則。馬蔚華說,招商局辦銀行,最早就是吸收了香港很多國際化的、科學的東西,像用人機制、治理結構等。
這也是招行比較早地適應了國際化的原因之一。
馬蔚華認為,促成深圳民企勃興的第四個原因是,深圳是一座“改革的城市”,政府是“小政府”,不太干預,給企業創造了很寬松的環境,有利于企業自主發展。
前述四大原因融合在一起,就構成了產生“深圳現象”的第五大原因——富有活力的城市文化。馬蔚華說,這個文化是思想化、競爭性的,它給人以感染力。正因為這樣,不僅招行所屬的金融業,其他很多行業在深圳也都獲得了很好的發展氛圍。誠然,中央曾給的一些特殊政策,也是深圳企業快速壯大的重要原因,但在馬蔚華看來,“這也是跟上面五點相關的。”
轉型使命
回過頭來看,既可以說是深圳這個移民城市的文化血脈滋養了這里的企業,也可以說,是這些“野蠻生長”的企業成就了深圳。招行正是這一完美“DNA分子雙螺旋結構”中的典型范例。
馬蔚華很喜歡一副對聯:鳥在籠中,關羽不能張飛;人在世上,八戒尚需悟空。這副他在出差福建途中看到的對聯,可謂招行始自2002年的第一次轉型的注解。
在向記者解讀這副對聯時,馬蔚華用到了創新、制度、文化幾個詞。他寄望通過不斷的創新,來使招行獲得掙脫“籠子”、展翅高飛的能力,分別代表制度與文化的“八戒”和“悟空”,則是創新能力賴以產生的土壤和發揮作用的保障。
招行的兩次轉型雖然背景不同、目標各異,但總的來看,不外乎是為了適應不同時期的競爭環境,尋找差異化的競爭優勢和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這與深圳這個走過改革之路的城市的“主旋律”何其相似。
在深圳特區建立30周年前夕,國務院正式批復“原則同意”《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2010~2020)》。對于這一醞釀了近4年的城市總體藍圖,深圳官方稱為“轉型的規劃”。為何這么說?如下解釋,深圳人耳熟能詳:進入新世紀以來,深圳面臨著人口、土地、資源和環境“四個難以為繼”的矛盾,成為中國第一個真正面臨空間資源硬約束的特大城市。在此背景下,轉變發展模式以實現城市成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成為深圳市的必然選擇……
馬蔚華說,深圳乃至整個廣東的經濟的確面臨轉型的壓力。廣東是最早對外開放的地方,和整個沿海地區一樣,曾經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起過示范,立過戰功,做過貢獻。但是今天遇到了新問題,最大的就是發展成本增加。“富士康連跳事件只是個表面現象,實際上體現了所謂劉易斯拐點的問題。如果繼續沿用勞動密集型的舊發展模式,深圳和廣東就不再會有優勢,走不下去。所以必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新形勢下的創新。”
在馬蔚華看來,如果不實現生產方式的轉變,深圳將很難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在這方面,深圳雖然比國內其他很多地方都早覺醒、早邁出了一步,但還不夠,還需繼續前進。過去那些特殊的政策已經沒有了,深圳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摸著石頭過河。
展望深圳改革的新旅途,馬蔚華說:“我覺得現在的方向是對的。發展高新技術,進一步推動金融創新,以及利用香港的優勢等,對深圳這個土地這么少的地方,很有意義。”至于像招行這樣因深圳而生、因深圳而強的企業,則要旗幟鮮明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要了解時代的變化,走在時代的前面。”
馬蔚華談中國銀行業
中國銀行業確實面臨復雜的外部環境,除了利率市場化之外,至少有兩點重要變化:一是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信貸結構優化;二是從資本性脫媒到技術性脫媒的趨勢。
首先,經濟結構不合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為妥善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中國“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并且將其取得重大進展納入規劃的主要目標。隨著經濟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中國政府的金融監管政策和信貸政策將隨之發生重大變化,進而對中國銀行業加快調整信貸結構、強化信用風險管理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其次,去年以來,中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一方面,存款增速趨于下降。存款增長乏力,有負利率狀態持續近兩年的因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社會公眾特別是年輕人的消費觀念轉變以及金融市場可選擇的品種增加,中國長期保持的高儲蓄率發生了變化,一部分資金流出了銀行體系之外。另一方面,貸款增速趨于放緩。2011年,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自營貸款同比增長14.1%,低于2001年前平均水平3.4個百分點;2011年第一季度繼續同比下降2.2個百分點。上述情況表明,資本性脫媒正在中國加速顯現。資本性脫媒使得銀行同時面臨負債和資產兩方面的去中介化,而且使得銀行利差收入比重不斷下降,進而導致銀行陷入經營困境。
成功緣由
“危機論”
3月15日晚,央視曝光了招商銀行信用卡中心風險管理部貸款審核員胡斌向外出售客戶個人信息167份。消息一出,輿論嘩然。
“這件事讓我們的聲譽受到很大損失,當然我們自身也是受害者。”馬蔚華并沒有推脫責任,而更愿意去反思其中暴露出的問題。但最讓他頭疼的是,這個員工是用手抄了一百多條信息攜帶出去的,而這個漏洞無論多么嚴密的技術手段都難以防范。“從技術講防不勝防,那么我們就需要向員工加強灌輸公司文化,關愛員工的學習、生活,關心員工的福利。”他對《中國企業家》說。
馬蔚華的危機感還遠遠不止于此。招行內部一份題為《那些追趕我們的競爭者》的報告引來外界關注。據說報告直接警示招商銀行正在面臨民生、興業和浦發等銀行的追趕。
早在2011年4月,四家主要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發布2010年年報的數據顯示,在一些招商銀行的傳統優勢領域內,競爭對手正在趕超,其中在凈利潤增速比較中,民生銀行最高,為45.25%,招行則以41.32%排在第三位;而在招商銀行一直引以為傲的手續費收入占比方面,招行20%,民生已追至19%。
“兄弟銀行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這肯定是危機。”他說。這是時隔五年的第二次公開預警。2007年初,馬蔚華在招行分行行長工作會議上推出一份“危機報告”,他當時說:“這個世界想不到的事情天天發生,在你認為穩居前列的時候,說不定哪天早上你醒來,發現別人已經超過你了。”
2007年,為了應對危機,他開出的藥方是:招行發展的危機,要靠轉型和管理來扭轉。
五年后的今天,馬蔚華認為應該靠“三個理性”來化解危機。這也是招行企業文化的一部分,即要理性地對待市場、理性地對待同業、理性地對待自己。
《世界是平的》一書講了一個道理,在當今的世界上,你得到優勢和你失去優勢的時間越來越短。過去一個創新產品,可能支撐兩年三年,如招行的“一卡通”就支撐了許多年,可是二十一世紀一個產品,支撐一個月都難。這就像賽跑,今天你領先,明天別人追上你,不可能一個人總是領先。至于產品創新,今天這家推出這個,明天那家推出那個,這些都可以學。但馬蔚華最看重的是產品背后的創新能力、服務意識和管理水平。
“不能只看一個熱銷產品的表面,關鍵是研究它后面的理念。”馬蔚華一直覺得,衡量一家銀行好壞的一個指標就是理念是否先進。2009年,招商銀行提出“二次轉型”,其背后不是簡單的業務發展方式的轉變,而是理念的國際接軌。
針對“二次轉型”,馬蔚華提出了未來三年的具體目標:降低資本消耗;提高貸款定價能力;控制財務成本;增加價值客戶和確保風險可控。為實現目標,招行正在著手成立零售銀行總部,在不改變分行利潤中心格局的前提下,加強對全行零售業務的戰略統籌;在分行層面建立高效的新興批發業務組織模式,對具備條件的業務部門試行獨立核算。“我們過去以分行為中心的結構,是寶塔式的管理體制。這個不適應今天的情況?,F在我們正推出的叫做矩陣式的管理模式。”
基因
不同于國內的許多商業銀行,招商銀行沒有外資戰略投資者,這是大股東招商局的堅持還是馬蔚華的想法,我們并未得到準確的答案,但這似乎并未影響招商銀行吸收國外銀行的精髓。在這個過程中,馬蔚華起了主要作用。
他的朋友中,許多都是全球頂級的銀行家,其中包括花旗銀行的三任CEO——桑迪·韋爾、普林斯、潘偉迪,以及摩根大通的兩任CEO——哈里森和戴蒙。馬蔚華每次去美國,都會盡量抽空去見見這些朋友,“他們走過的路程,也許是我們今天正在走的路。那么他們的經驗和教訓對我們就非常寶貴了。”
在熟悉了國外的先進模式和產品的同時,馬蔚華還有一個與其他銀行家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是他做過金融監管者。1988年,時任安徽省委書記李貴鮮調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馬蔚華作為李的秘書隨同進京,此后他又在人民銀行海南分行任職多年。在央行工作十年后,1999年3月馬蔚華成為招商銀行的第二任行長。
“在央行時,我管過貨幣政策,管過金融監管。我現在體會到很多東西,是因為當年這些工作經歷。我經常能站在監管的角度考慮問題。”
或許正是由于馬蔚華“曾經的監管者加銀行家”的雙重身份,在積淀、思索五年之后的2004年,他提出了第一次轉型,即發展零售銀行的理念。
當時,中國銀行業同質化經營問題嚴重,客戶幾乎都是大企業,中小企業無人問津,零售業務嚴重滯后,利差收入占比高達90%以上。“那時候我們是主動轉型,開始都不用愁資本,沒有上市之前,底下私募,后來再上A股,又發可轉債,然后又上H股。但每一次都體會到籌資越來越困難。所以慢慢意識到,你的發展完全靠消耗資本,肯定不可持續。”
經過多年發展,零售銀行成了招行的“光環”。截至2011年9月末,招行儲蓄存款占自營存款的比重超過36%,零售貸款占自營貸款的比重超過38%,非利息收入占營業凈收入的比重超過21%,中小企業貸款占對公貸款的比重超過52%,這些數字均在中國境內股份制銀行中位居前列。
截至2011年9月,招商銀行累計發卡量突破3600萬張,在中國信用卡市場占有重要份額,并被譽為國際信用卡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被哈佛大學編寫成MBA教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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